| 最早印制的第一套人民币：
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研究
李高明编着
一、人民币诞生的历史背景
1946年12月30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建议中央：“召开华北经济工作会议”，以研究华北各解放区“统一对付国民党”和解决“货币不统一”等问题。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1947年1月3日，向滕代远、薄一波等同志发出“关于召开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指示”。指示说：“会议的议程，应为交换各区财经工作经验，讨论各区货物交流及货币、税收、资源互相帮助、对国民党进行统一的财经斗争等项，并可由各区派人成立永久的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此会于3月中下旬左右在河北邯郸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及其团长南汉宸，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及其团长杨立三，华东代表团及其团长薛暮桥。会议开始后，又有陕甘宁边区的白如冰、晋绥边区的陈希云及中原区的刘子厚等同志来参加会议。其中还协议“统一货币发行”等问题。会议决定，议决事项等董必武同志到邯郸审议后，再报中央。
1947年4月16日，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任命董必武为主任的决定》表示：“为了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即指晋察冀边区）、太行（即指晋冀鲁豫边区）、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5月下旬，董必武同志到达邯郸，在听取汇报后，对会议打算于1947年底前“统一货币发行”一事认为有点操之过急，他说：“财政上有统一的必要，特别是在支持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长期战争，更有统一的必要。…但具体把财经事项统一起来，有许多基本问题，主客观条件都未成熟。 主观上各区的、甚至各区内各部门和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尚待克服。客观上许多必需的物质基础，如机关人事及其它许多东西都毫无准备，财政统一不可能很快就实现。统一货币发行是财政统一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与各区收入、支出、银行、贸易、市场有密切关系，单独抽出发行票币问题来，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最后，大家又协议各区票子仍实行“相互支持，互不流通，及按自然比价兑换的原则，以便相互间的物资交换”的政策。
虽然董必武同志对创建全国统一的银行和发行统一的货币是慎重的，但态度却是非常积极的。1947年9月，董必武同志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说：“成立中央银行，发行一种通行各区的钞票，这庄事虽然不能立即办到，但大势所趋，也不容我们延不进行。”他做了以下工作：
（一）1947年8月1日，董必武同志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并上报中央批示；8月16日，即获中央批准。其中第五条是：“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
（二）1947年中秋节前一天，董必武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印刷局了解该局的造纸、印刷设备、票版设计、制版技术、生产能力及生产等情况。
（三）1947年9月14日，中共华东中央局工委书记张鼎承、邓子恢同志致电华北财办，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以适应战争，愈快愈好。董必武接此电后，立即派华北财办副主任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建银行具体办法。而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同志建议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
（四）1947年10月2日，董必武同志经刘少奇同志同意，致电中央，建议成立全解放区银行。银行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关于银行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1947年10月8日，中央回电，提出几个情况问题，认为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华北财办根据中央成立全国统一银行为时过早，但可进行准备的电示，很快成立了以南汉宸同志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随后将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同志（被董必武同志称为懂银行业务的人）和发行科长石雷同志调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来工作。1947年年底，又从晋察冀边区银行调来武子文、秦炎、孙及民、王厚溥四位同志。1948年2月，从北海银行调来赵善普同志。前后八位同志，负责办理筹备人民银行的具体事宜。
1947年12月，董必武同志在《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指出“为什么要买钞票纸和定统一银行的名称呢？原因是这样的：在土地会议中各区代表谈到解放区财政问题时，都异口同声说，统一发行票币好。邯郸因山东战局转变，陈（毅）粟（裕）大军转入冀鲁豫，北海币在冀鲁豫市场起了扰乱作用。华东工委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同志）因渤海财政困难，提议财政赶快统一，立即发行统币。我和华北财办的几个同志想，财政统一终究是必然要实现的。问题是实现的时间要选择得适当。当时考虑发行票币从物质条件方面来看，我解放区最困难的是钞票纸。听东北来的同志说，东北已和远方开始通商，下一次买卖契约就要定。我们想纸总是要的，所以打电报给东北。请代买钞票纸一万令。当时又估计到关内印刷机关和彩色油墨的困难，在电报中问明那里能否代印。东北不久就回电说，纸可以代买，也可以代印。要印钞票，必须要印出发行银行的名字和票面额。票面额我们可以自定（注：此即1947年12月30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并委托其代印一万令纸五百元和一千元两种面值人民币的缘由），银行的名字则报请工委和中央核定。这是十月初所以电请中央核定银行名称的情形。东北买的纸要明年一月才能到达，印成票币还要五个月的时间，哈市印好后何时能运过来？简直无法判断。…。统一发行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军队转移地区的便利，以及最高领导机关容易控制发行额，和财政统一道路的开拓等等，都是有绝大积极意义的。所以华办仍在这里努力筹备统一发行诸工作。如发行统币，就要买钞票纸，要印刷费，要运输费。这要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才能够开销。前在东北买纸和印刷就要15000两黄金，合现时西北农币300亿以上。所以我向各区要了一笔基金，希望各区在其预算中抽出1%来给华办，华办就可做不少的工作。晋察冀已答应了粮食3万大石，渤海答应了盐1000万市斤，也合粮食3万大石，邯郸答应了2000万市斤粮食，合6万大石多一点，西北也答应了，算起来各区都在其预算1%以下抽了一笔款子给华办，这笔款子不能解决任何军费民用的急需，但在华办本身便有了一种资本为筹备统一工作做很多的事。在这里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统一发行即令实现，那种统币虽然我们在开始要给以实物保证，还不可能即成为永久的通用货币，那还是一种战时过渡的货币。因为我们处在战时，发行必然是带适应战争需要的性质。本位值不能定，票面额太大，均与永久通用货币不适。这说明我们将来要发行的统币，在货币史上还是一个闰位，还要准备下一次的币制改革。”
1947年12月30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中央），委托其代印一万令纸的人民币。东北局将印制人民币的任务交给东北银行印钞厂（驻佳木斯）办理。董必武的电文提了八条：
一、前托代购钞纸一万令，并蒙允代为印制。兹定银行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
二、票形大小：为横长十三生的半（13.5cm），直长七生的（7cm）。
三、票面印毛主席像。
四、票面数额：印五百元和一千元两种。五百元的印六千令，一千元的印四千令，先印五百元的。
五、票面、票背，除参用阿拉伯字外，一律用中文正楷字。
六、票版请代制花纹和颜色，尽可能繁复些。
七、印成整张纸不切开，运到这里来再编号、签字和裁切。
八、你们何时开始付印，每月能印若干，请告。
董必武同志托东北局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十分明确和具体的。但由于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交通十分困难，以致东北银行印钞厂所设计的人民币票版不能送到西柏坡请董必武同志审核，而董必武同志为人民币上所写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金额等中文楷字又不能送去，因此，此张东北局代印的1000元券成为第一套人民币中一张特殊的纸币。其特殊性表现为：
1.此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的1000元券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金额等中文正楷字，均为东北银行印钞厂设计人员所写；而第一套人民币其它票子上的中文正楷均为董必武同志所写。两相比较，前者字体显得粗豪，后者字体显得娟秀。
2.此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的1000元券，票子背面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而第一套人民币其它票子背面均有“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有的无汉文而有维文或蒙文）。
3.票形：此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的1000元券，未按董必武同志的要求：横长13.5cm，直长7.0cm，即横长与直长1：0.5左右比例设计，而是按横长15.0cm，直长6.2cm，即横长与直长1：0.4左右的比例设计。两相比较，此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的1000元券的票形显得窄长。
4.此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的1000元券，为第一套人民币首次采用满版雪花水印（亦称：角形或菱花水印）钞票纸印刷。（也有称苏联五星水印钞纸或水纹钞票纸，说法莫衷一是。）
5. 关内印钞厂印制的第一套人民币罗马冠字均在票券左上方，号码在票券右上方。此东北银行印钞厂代印的1000元券罗马冠字和号码位置颠倒，即冠字在右，号码在左。
1947年，华北财办按照中外一般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习惯也拟在中国人民银行票面上印上毛泽东主席像，除请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设计有毛泽东主席像的票版外，还于12月30日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托其代印人民币。毛泽东主席得知华北财办拟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他令回电中央工委不同意。毛泽东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董必武接到此回电后，即把南汉宸请来商议。董必武说，中央的指示我们是一定要坚决执行的，票版图案设计如何办呢？毛泽东主席像不能用，是否改用解放区工业、农业生产图景呢？南汉宸想了一下说，我看可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之后，董必武顺手将原设计有毛泽东主席像的票版草样（示意版样），及他应南汉宸之请写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题字，拿出来一并给了南汉宸。（注：可能因此未印伍佰圆毛像版票券，而改先印四千令纸的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
1948年3月，董必武同志在石家庄主持召开了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会议认为“货币的统一不单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与财政统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财政不统一，而首先统一货币，那么某一地区在其财政困难的时候，如果增发货币，则可能把一部份负担转嫁到其它地区人民的身上，引发邻区间的许多纠纷。如果取消其货币发行权，在战时又不容易应付紧急需要。”故决定不采取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统一各解放区货币的办法，而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办法，来逐步达到统一各解放区货币的目的。会上确定：
（1）对大体已联成一片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实行完全合并。两区货币自1948年4月15日起实行固定比价，即：冀南银行币一元等于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十元，两币在两区混合流通，以冀南银行币为两区本位货币，并停止晋察冀边区银行币的发行。两区的银行和贸易公司分别合并。
（2）对正在进行紧张战争的山东和西北地区的货币发行和流通，仍保持原状不变，即各区仍有货币发行权，两区与华北地区的货币仍实行互不流通，但要互相支持，并实行按照自然比价兑换的办法。
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在听取关于金融贸易会议的报告后，说不能再搞联合政府了，要搞统一政府。因此，6月，华北财办撤销，改为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任部长，薛暮桥任秘书长，南汉宸同志除继续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准备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外，还要兼任即将成立的华北银行总经理。
东北银行在印制过程中，东北局曾于1948年6月5日致电中央称：四千令纸的1000元券已印制完成，计1280亿元，是否由华北财办派人来领，我们帮助运输等语（注：这说明了最早印制的人民币是东北佳木斯印刷厂于1948年4月20日生产的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后因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1948年3月）确定暂缓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于是1948年4 － 5月董必武委托东北公干的吕克白同志转告东北局，将已印好的票子暂时封存。之后，六千令纸的五百元券也未再印。已印好的1000元券，只印制大张，未裁切成小张成品，东北银行派员于1949年2月9日，经过大连、烟台运抵石家庄，交由中国人民银行设在石家庄的第三印刷厂加印号码和经理图章。（注：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七位数的号码字体相当特别，和其它东北厂印制的纸钞号码字体截然不同，此半成品券印制时间大约为1948年4月20日－6月5日。）人民银行发行处为使此券与关内所印的纸币相区别，决定把此券的冠字和号码的位置对换，并于1949年9月11日向市场发行。
1948年6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上报“关于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的补充意见”，对发行比价、票面额、发行时间、步骤、发行数量、面额、印制计划以及对敌比价发展的估计等问题作了报告。并附5个品种、7种版别的设计稿件。这是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稿样首批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查批准的票样，亦即：1元工农图券；5元帆船图券(小帆船)；10元火车站图券；50元车水、运煤图券(矿车驴子)；100元有三种票版－－－耕地、工厂图券；汽车、火车图券(工厂火车)；万寿山图券。
1948年10月2日，华北财经工作委员会由主任董必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其中有关成立人民银行问题的有两个。即：
（1）决议：中央既已确定成立人民银行，发行人民银行券，我们即可着手组织，并准备发行。至于人民银行券与各解放区票比值，为稳定物价，便于流通，人民银行券与冀南、北海钞比价确定为一比一百，与边币、农币比价为一比一千与一比二千。人民银行券定于1949年一月一日发行。今年三个月为准备阶段。在印刷上力求精美，防止造假。
（2）决议：华东北海币与华北冀南币确定比值为一比一（北海币比边币为一比十），自十月五日起由两区政府布告统一行使。西北农钞与冀南币，确定比值为二十比一（与边币为二比一），自十月二十日起，由两区政府布告统一在三区行使。（11月，山东省政府与华中行政办事处联合通告，决定北海银行币与华中银行币一比一相互流通。）
194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印制新币问题”的指示：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新币与冀南钞、北海币为一比一百，…，委托华北、华东印制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之新币，尽可能于年前完成五十亿元。中央原决定，1949年1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但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胜利进行，东北野战军进关，平津解放在即。北平、天津，不仅是我国的主要大城市，而且是几个解放区的结合部位，周围有好几个解放区的票子在流通。而各解放区的票子，不仅名称各异，比价不一，而且纸质低，印刷粗劣，真伪难辨和互相折算困难。若让各解放区的票子一起进入平津（注：当时市场上票子有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西北农民币、陕甘宁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东北币、长城币、内蒙人民银行币八种，人称“八国联军围平津”，而八种票子有六种比价），将造成市场混乱，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恢复，也将引起人民的责难。为此，中央决定，把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发行人民币的时间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以适应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
1948年11月18日，董必武主席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会议。会议作出：“发行统一货币，现已刻不容缓，立即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署理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一面电商各区，一面加速准备的决议。”会议中，有的政府委员出于稳定物价，提高人民币信用的考虑，提出人民币应实行“金本位”。对此，会议主席董必武同志最后作会议结论时未加可否，只是说：人民币“将来实行什么本位，还需要考虑”。散会后，董必武请南汉宸留下进行商谈时，说：会上有的委员主张人民币应实行“金本位”或“银本位”制，其出发点是想稳定物价，提高人民币信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大兵团作战，开支很大，在新解放区的粮食、税收又一时收不上来的情况下，稳定货币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千方百计使物价涨得少一点、慢一点就不错了。如果人民币现在实行“金本位”或“银本位”，通货稳定将又加一层金银价格变动的不稳定因素，这对稳定通货十分不利。就是将来全国解放后，说实在的话，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金银可供兑换，实际上仍是不兑现的纸币。无论从现在还是从将来考虑，人民币以不实行“金本位”或“银本位”为好。此外，从咱们解放区多年的实际情况看，我们只要有了吃的、穿的、烧的，物价就算稳住了，并不需要什么金银。南汉宸同志根据他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的经验，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并用延安和晋察冀边区的事实，证明董必武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董必武同志听完南汉宸的意见后说：人民币不实行“金本位”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并向中央报告一下。若中央同意再向群众宣传、讲清道理。
1948年11月20日，石雷（发行科科长）向南汉宸同志汇报说：“目前我们库中，只有50元、20元和10元三种票子，但数量都不多(注:这说明50元矿车驴子票券、20元运肥火车票券和10元灌田矿井票券的印制时间应该都是在1948年11月20日以前)，且主要是50元的。原定的一元、五元和一百元虽然版已制好，但还没有印出来。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机器印人民币，近来已有六七天不送票子来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保证12月1日把人民币发到市场上与群众见面。”秦炎（发行处副处长）接着说：“库存票子的情况，石雷已经汇报了，委托东北代印的人民币何时能送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南汉宸插话说，中央已去电催速运华北）。就是今天到了，还要加印号码、图章，检查封包，肯定12月1日是指望不上了。（注：这段话说明秦炎、南汉宸二位先生似乎不知情，董必武委托东北代印的人民币是1000元券）现在我们已告印刷局停印冀南币和中州币，全部改印人民币。此外，我们争取多制几块版，平津解放后带进平津印刷。”南汉宸说：“原来打算先发一元和五元的小票，之后再发大票（当时冀南币最大面额为2000元，按人民币1：100计只相当人民币20元），以避免引起市场波动。现在是大局已定，只好有什么票子即发什么票子了。发行50元人民币，虽然也算大票（相当冀南币5000元），但它也只能买小米15-16斤，再加金秋季节农产品上市多，以及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估计对市场影响不会太大。人民币刚发行且数量少，还不能一下占领市场，所以各解放区的票子还得流通一段时间，之后人民币印制多了再逐步收回。”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
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
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新旧币比价规定如下：
（一）新币对冀币、北海币均为一比一百，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一元等于冀南银行钞票或北海银行钞票一百元。
（二）新币对边币均为一比一千，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一元等于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一千元。
（三）新币对西农币均为一比二千，即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一元等于西北农民银行钞票二千元。
以上规定，望我军民人等一体遵行。…”
根据上述所有档案史料的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第一套人民币诞生的前因后果，它是属于兵荒马乱、战争年代的产物，它的出现有其偶然的原因，但确也有其必然的结果。最早印制的人民币──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产生；所以，如果不知道人民币诞生的来龙去脉，必定会疑惑为什么最早印制的人民币是壹仟圆面值而不是壹佰圆以下的面值？甚至还有人误以为董老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可以预测日后人民币的通胀率而安排先印1000元票券。因此，无论是收藏爱好者或是研究专家学者都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减少一些困惑，避免以讹传讹。
二、档案资料的考证
在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冠字排列顺序表中，曾明文规定如下：
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冠字排列顺序表
ⅠⅡⅢ ⅡⅢⅣ ⅢⅣⅤ ⅣⅤⅥ ⅤⅥⅦ ⅥⅦⅧ ⅦⅧⅨ ⅧⅨⅩ ⅨⅩⅠ ⅩⅠⅡ
ⅠⅢⅡ ⅡⅣⅢ ⅢⅤⅣ ⅣⅥⅤ ⅤⅦⅥ ⅥⅧⅦ ⅦⅨⅧ ⅧⅩⅨ ⅨⅠⅩ ⅩⅡⅠ
ⅡⅠⅢ ⅢⅡⅣ ⅣⅢⅤ ⅤⅣⅥ ⅥⅤⅦ ⅦⅥⅧ ⅧⅦⅨ ⅨⅧⅩ ⅩⅨⅠ ⅠⅩⅡ
ⅡⅢⅠ ⅢⅣⅡ ⅣⅤⅢ ⅤⅥⅣ ⅥⅦⅤ ⅦⅧⅥ ⅧⅨⅦ ⅨⅩⅧ ⅩⅠⅨ ⅠⅡⅩ
ⅢⅠⅡ ⅣⅡⅢ ⅤⅢⅣ ⅥⅣⅤ ⅦⅤⅥ ⅧⅥⅦ ⅨⅦⅧ ⅩⅧⅨ ⅠⅨⅩ ⅡⅩⅠ
ⅢⅡⅠ ⅣⅢⅡ ⅤⅣⅢ ⅥⅤⅣ ⅦⅥⅤ ⅧⅦⅥ ⅨⅧⅦ ⅩⅨⅧ ⅠⅩⅨ ⅡⅠⅩ
ⅠⅢⅤ ⅢⅤⅦ ⅤⅦⅨ ⅦⅨⅠ ⅨⅠⅢ ⅡⅣⅥ ⅣⅥⅧ ⅥⅧⅩ ⅧⅩⅡ ⅩⅡⅣ
ⅠⅤⅢ ⅢⅦⅤ ⅤⅨⅦ ⅦⅠⅨ ⅨⅢⅠ ⅡⅥⅣ ⅣⅧⅥ ⅥⅩⅧ ⅧⅡⅩ ⅩⅣⅡ
ⅢⅠⅤ ⅤⅢⅦ ⅦⅤⅨ ⅨⅦⅠ ⅠⅨⅢ ⅣⅡⅥ ⅥⅣⅧ ⅧⅥⅩ ⅩⅧⅡ ⅡⅩⅣ
ⅢⅤⅠ ⅤⅦⅢ ⅦⅨⅤ ⅨⅠⅦ ⅠⅢⅨ ⅣⅥⅡ ⅥⅧⅣ ⅧⅩⅥ ⅩⅡⅧ ⅡⅣⅩ
ⅤⅠⅢ ⅦⅢⅤ ⅨⅤⅦ ⅠⅦⅨ ⅢⅨⅠ ⅥⅡⅣ ⅧⅣⅥ ⅩⅥⅧ ⅡⅧⅩ ⅣⅩⅡ
ⅤⅢⅠ ⅦⅤⅢ ⅨⅦⅤ ⅠⅨⅦ ⅢⅠⅨ ⅥⅣⅡ ⅧⅥⅣ ⅩⅧⅥ ⅡⅩⅧ ⅣⅡⅩ（1） 依照上列顺序排列，其字体均用罗马字体：0＝X、1＝I、2＝II、3＝III、4＝IV、5＝V、6＝VI、7＝VII、8＝VIII、9＝IX。
（2） 每三位数码用一括号括住为＜I II III＞＜I III II＞＜II I III＞…。
根据上表的排列规律和实物所见，我们得知第一套人民币冠字乃是由三位不同的罗马数字所排列组合，而发行顺序是先由上至下（每一小组有6个冠字），然后由左至右，官方资料只列出20小组、120个冠字而已，亦即起始于冠字<I II III>，结束于冠字<IV II X>；但是理论上，如果冠字全部发行则应有120小组、720个冠字。综合前述资料，再依据壹仟元狭长型双马耕地样票和正票的【冠号】实物记录得知：
（一） 1988年1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人民币图册】附录中有提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49年9月11日发行壹仟元“耕地图”，而其票券式样通报内容如下：「正面：为浅紫色，地纹花边、花符、图景为深灰色，正上方有“中国人民银行”六字，左方为“农夫耕地”图景，右方花符内有横写“壹仟圆”三字，右上方有三位罗马字字头，左上方有七位号码，右下方有“总经理章”，左下方有“副经理章”，四角皆有“壹仟”两字，底边偏右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印”九字。背面：为浅咖啡色，中间有“天坛”图景，两边有竖写“壹仟圆”三字。」因此，冠字＜I II III＞、号码七位数应是在1949年9月11日先发行的，这也可从其正票和样票的冠字、号码字体来印证七位数号码就如石雷先生所言本券乃在石家庄的直属第三印刷厂加印冠字、号码和图章；所以票样目前也就只有发现七位数单张式而已，没有六位数了。
（二） 东北局曾致电中央称：四千令纸的1000券已印制完成，计1280亿元；笔者按狭长型壹仟元券的七位数号码一个冠字发行量约一千万小张，则总金额1280亿元的千元券理应发行13个冠字，即＜I II III＞、＜I III II＞、…、＜IV III II＞、＜III IV V＞。而从冠字的实物收藏，笔者现已有冠字＜I II III＞、<I III II>、 <II I III>、<II III I>、 <III I II>、 <III II I>、 <II III IV>、<II IV III>、<III II IV>、 <III IV II>、 <IV II III>、 <IV III II>、＜III IV V＞等十三种，这证明壹仟元七位数的狭长券总共发行一亿二千八百万小张应属无误。(注:1000元面值 × 12.8个冠字/即13个冠字 × 10000000张数/一个冠字＝1280亿元)
（三） 根据殷毅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一书，指出本券印刷时间为1948年4月20日至1950年3月；众所周知，1949年初，北平、天津地区解放时，面值100元票券便是大钞；所以这张当初根据东北地区物价水平所设计印制的壹仟元券，在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并未派上用场，一直到1949年9月11日，因为战争形势的需要、通货膨胀和货币急速贬值的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才将此券发行于市，并且东北银行又重新开印此壹仟元狭长券；至于本券冠字的印制应是有连贯性的接续下来（注：笔者按本券目前冠字的实物资料未曾发现六位数有此前十三个冠字＜I II III＞…＜IV III II＞,<III IV V>的情况来推论），而号码的印制，则改为『六位数』，并在东北银行直接印制冠号、图章，不再后送中国人民银行加工印制；此点可从东北银行生产的壹佰元黄北海角楼票券或贰佰元排云殿(佛香阁)票券的号码字体都与其相似得到印证；亦即，号码都是六位数号码且有粗圆体大、中、小字和细柱体之分，但若论及何种号码字体的发行量或存世量较少，这些都需要冠字实物的统计资料作依据，才不致于各说各话，人云亦云。
（四） 沈阳造币厂曾于1998年4月出版【东北解放区印钞简史】一书，其中有提及东北银行工业处印制钞券统计表，该表则指出＂东北银行曾印制乙种壹仟圆人民券（即狭长型双马耕地）完成5580亿元（内有7万捆未检券付出，损伤券用好券补足）和1280亿元（印完大张…后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由此可知，如果官方档案资料无误的话，那么六位数壹仟元狭长券发行总金额应为5580亿元、冠字约558个、发行量应为五亿五千八百万小张，而七位数的发行总金额为1280亿元，共发行一亿二千八百万小张，发行量比率约4.3：1，也就是六位数的发行量比七位数多出4.3倍，这明确告诉我们为什么市场上壹仟元狭长券七位数的价格反而会比六位数价格贵一倍以上的逆反原因。
三、收藏特征分析
（一）暗记探讨
壹仟元狭长券是第一套人民币中暗记最多的一种，早期出版的书籍对此着墨甚少，直到1998年1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一书指出本券有多达34个暗记，这才引起大家的重视，其中以英文字母24个为主，中文字10个为辅；亦即票券正面暗记有：“O、B、人、王、民、O、O、中、K、O、王、O、A、U、R、F、C、E、E、H、P”二十一个；背面暗记有：“K、国、工、P、A、N、O、U、中、王、E、C、仟” 十三个。经过后继者努力不懈的搜寻，又发现了“C、王、K、V”四个；而暗记中也有一些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如：“王或千，E或F，O或D” 和背面正下方1000数值二边对称的左右相反“C”符号；甚至有的可能完全是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如：正面“井”字；依据目前实物得知，壹仟元狭长券不论号码是七位数或六位数，只有暗记认定上的差异，并没有因暗记不同而产生版别的问题出现。
（二）冠号研究
狭长型双马耕地券的冠号有七位数和六位数之别，七位数的号码只有一种，但冠字有大小细微差异；而六位数的冠字变化不大，号码反而是截然不同；粗略分别有细柱体（即俗称平3版）和粗圆体；其中粗圆体号码针对阿拉伯数字7又可细分大约6种，笔者暂时命其名为（1）大平顶7（2）小平顶7（3）大斜7（4）小斜7（5）圆山7（6）丸山7；前三者比较常见，而后三者和细柱体（平3版）一样稀有、珍罕。至于目前一般收藏者习惯把细柱体带3与否的价格差距拉得相当大，这种错误的想法是受台钞收藏者（或钱币商）的影响；因为早期台钞的号码机，数字3有平3和圆3之分，其它9个数字则难以分辨，而平3版又比较稀少，所以台钞收集者都会特别重视它；但是，反观本券六位数号码的细柱体（平3版）和粗圆体，每个数字都完全不同，而且一目了然，那么这又何必特别强调细柱体带3与否？这种偏差的观念也导致一些不肖业者为牟取暴利，把不带3的细柱体票券涂改成带3的，结果现在造成不带3的细柱体票券比带3的更为少见，真是弄巧成拙。然而，如果真要用号码数字来区分版式的话，本券六位数粗圆体号码数字7倒是有比较明显地变化差异，值得仔细玩味、研究一番。
（三）纸张和票幅规格
本券只采用一种满版雪花水印（亦称：角形或菱花水印）的钞票纸印刷，民间出版的书籍中有称本券纸张有黄、白之分，但实际上几乎都是后来经有心人士清洗、漂白所造成的，倒是印刷颜色确实有稍微深浅的差异。而壹仟元狭长券的老假票，无论是七位数或六位数种类特别繁多，但基本上印刷图案都比较模糊不清楚，且纸张也都是用无水印纸，容易辨认。至于票券规格，理论上为：150×62mm，但实物上确有148～151 × 58～61mm的变化，而常见的正面图案距则介于140～141.5 × 50～50.5mm。
（四）印刷时间
印制时间的问题，确实给一些第一套人民币研究者带来不少疑惑，主要原因出在开印日期有二种说法，一是1948年4月，二是1949年9月；前者是根据【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一书，指出本券印刷时间为1948年4月20日至1950年3月，而后者是出自北京左保昌和吴开泰二位先生于1985年【中国钱币】第三期共同发表《新中国战时的本位货币》一文，内容提及本券印刷时间为1949年9月至1950年3月，表面看来似乎是充满矛盾，但仔细研究一下，两者并不冲突；在前文中，笔者根据档案史料和实物资料，已证明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七位数半成品券的印制时间应为1948年4月20日－6月5日，且于1949年9月11日发行；至于左、吴二老所提的日期，经仔细研读，赫然发现他们所指的是壹仟圆狭长券六位数的印制时间，而且发行年月是1950年1月；因此，如果两者资料都无误的话，那么，本券七位数（半成品券）应该是在1948年4月20日至6月5日印制，但是发行于1949年9月11日；而六位数则在1949年9月至1950年3月生产，1950年1月发行。否则的话，还是以【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书中的「印制时间：1948年4月20日至1950年3月；发行时间：1949年9月11日」为准。
综合言之，如果对第一套人民币的冠字号码发行顺序有了基本认识，再加上官方档案文献资料的仔细考据，并加强票券实物方面的补充证明，这样我们就能一点一滴慢慢地解开壹仟圆狭长型双马耕地券的许许多多疑惑谜团；但切忌空口无凭、无的放矢，造成日后第一套人民币的研究者更加茫然地不知所从。
参考书目：
（一）石雷着＜人民币史话＞；中国金融出版社。
（二）＜东北解放区印钞简史＞；沈阳造币厂。
（三）殷毅主编＜当代中国货币印制与铸造＞；中国金融出版社。
（四）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编＜人民币图册＞；中国金融出版社。
（五）左宝昌和吴开泰编着《新中国战时的本位货币》；中国钱币1985年第三期。
（六）＜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七）张新知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流通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八）张新知等编着＜人民币纸币集藏指南＞；知识出版社。
（九）周广斌编着＜人民币收藏与鉴赏＞；中国商业出版社。
（十）唐平编着＜第一套人民币版别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十一）吕荣熙和董仲达编着＜第一套人民币大全＞；亚洲钱币学会。
（十二）李高明编着＜第一套人民币冠字初探＞；宣和币钞200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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