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0月I日，大清邮政发行了日本版蟠龙邮票；次年1月28日，又发行了伦敦版蟠龙邮票（见图）。“蟠龙”邮票发行至今一百多年来，中外集邮人士对它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探讨，逐渐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就“日本版蟠龙邮票”而言，1997年版《中国清代邮票目录》认定：“日本版蟠龙邮票：石印版，太极图水印，设计者费拉尔，承印者日本筑地活版印刷所”。这个定论已为邮界广泛采用。

　　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国邮票史》却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新说法——这部权威史著以确凿的档案史料证实——日本版蟠龙邮票是由在日本退休的意大利雕版师乔索内个人承包制版印刷的，采用是凸版印制工艺；承印厂非任何日本厂家，而是乔索内临时购置机器设立的印刷作坊。

　　中国驻日使馆及其工作人员在日本版蟠龙票物色雕版师，签订印刷合同等方面曾参与其事，并有效地发挥过作用；而且以后承担起邮票验收，发运，结账和版模设备封存移交手续。

　　大清邮政总办有几个月缺位以及后来大清邮政高层的人事变动，才是蟠龙邮票印制发行过程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

大师级雕版师乔索内

　　长期以来，乔索内一直湮没在尘封已久的档案文件中而鲜为人知。乔索内(Eduardo Chiossore 1833-1989），意大利热那亚人。受日本政府招聘，于1875年1月14日抵东京，就职于大藏省印刷局，享受高级专家的待遇，薪酬与当时日本的内阁大臣几乎相同。乔索内对该局纸币和邮票雕刻，印制工艺的改造以及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人才。1891年退休后仍居留日本。其实，早在1949年1月出版的《邮友》杂志里，孙君毅在《台维德爵士样票集藏》一文中，就不经意地提及这位乔索内：“1897年清石印票有（母？）模样票若干品，上有设计者维拉尔（即费拉尔）之签名注解，又有两处签注保（系？）法国在东京之牧师，此系东京印刷所雕刻此票之技师意大利人chinossone氏所馈送与牧师者。”但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中国邮票史》编写人员一头扎进浩瀚的清代历史档案中，艰苦细致地查阅，终于找到费拉尔1896年“日本之行”时致葛显礼的22封公私信函和其它材料。其中《费拉尔先生在日本邮政事务的费用清单》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费拉尔的行踪；葛显礼的私函不忘托费拉尔在日本为他采购圣诞卡、家具、人造花等私人物品……。在公函中则汇报了“发掘”乔索内的经过，以及与乔索内洽谈的具体细节及有关数据和清单。档案中还有28封乔索内致大清邮政主管部门的法文信件，这些信件反映了日本版蟠龙邮票的雕模、制版、印刷过程及遇到的问题。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佐证资料。

　　1896年10月8日，费拉尔奉命前往日本物色印刷蟠龙邮票的日本厂家。头十天毫无着落。10月18日，费拉尔找到了清政府的驻日公使裕庚，费拉尔说明自己的使命，裕庚当即表示“可以助一臂之力”：如以公使名义给日本外务省写信，让费拉尔具有正式官方身份，使日本政府的造纸厂和雕版、印刷部门对他敞开大门；公使答应“可以动用”他的外语翻译陪费拉尔开展工作……。这一下使费拉尔喜出望外，很快就通过日本的雕版师认识了大名鼎鼎的乔索内。三天后，乔索内对他所要承担的工作做了正式的书面答复。经过费拉尔向国内请示获得批准，11月20日在驻日使馆内与乔索内举行第一份邮票合同的签字仪式，中国和意大利驻日公使都在场见证。为一套邮票的印制合同而举行这样高规模而郑重的仪式，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邮票史上应是绝无仅有的吧。

　　本来，赫德和葛显礼都有在海关造册处用日后收回的母模和印版续印邮票的打算，但乔索内坚持“邮票印制结束后，印版和其它器材物资按约定要存放在中国驻日本使馆”，而不能让费拉尔带回中国。乔索内买来两台印刷机、一台打孔机和一个晾架，就开始印制蟠龙邮票。费拉尔汇报说：“他不想要任何日本印刷工或外面的雕版师来窥视他的业务；再次，他不信任日本人，不想让他们过多介入”。

　　从1897年3月20日开始向中国国内交货，大致每半个月交50万－70万枚（有详细清单记录），至10月29日全部交完订货——日本版蟠龙邮票总印数为4678800枚，成品数为4562000枚，废品为116800枚。这与大清邮政交给他的19495张太极图水印纸可印邮票数量（按每张240枚计）完全一致。可见乔索内办事之认真。

　　在此期间，发生了葛显礼“撂担子”回乡以及费拉尔获罪入狱的事。起初，乔索内还蒙在鼓里，写给葛显礼的信总不见回音，后来他才知悉，中国方面已准备在伦敦印蟠龙邮票和邮资明信片。乔索内坚持要履行未完成的合同，以及追讨欠款。岂料，1898年4月11日，乔索内突然在东京病故。他的遗嘱执行人把他封存的四个箱子包括母模、子模、印版等，一一交给清朝驻日本使馆。

　　对于乔索内的逝世造成的影响，《中国邮票史》说：“从清代邮票发行的角度看，在日本订印邮票计划的中止，直接断送了大清邮政自行印制邮票的前景，以此为契机，由海关驻英办事处经手订印的伦敦版蟠龙邮票开始了独步清末民初中国邮票舞台十余年的历程”。“意大利雕版专家乔索内，以个人身份承担大清邮政开办后第一套邮票的雕刻和印制，并由此在中国邮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清邮政人事变动的影响

　　赫德为什么要在伦敦订印蟠龙邮票？《中国邮票史》则认为：“蟠龙邮票订印地点的变化，牵涉到当年大清邮政的人事变更，伦敦版蟠龙邮票直到1897下半年才正式运作”。

　　1897年1月10日，赫德在给金登干信中说：“因为急需，我们从日本买来了邮票的印模，但是我认为最终还得去伦敦。”第一次提出了改变邮票订印地点的问题。

　　此时，日本版蟠龙邮票正由乔索内雕刻母模和制版，尚未开印，赫德不知道此时已签了合同让乔索内在日本承包印制蟠龙邮票。事态的发展，证明葛显礼当初一再保证“如果在日本制作，有可能明年（指1897年)1月I日准备好使用”根本无法兑现。这使赫德感到他的那一套本事也不可靠”。这根导火线触发了赫德与葛显礼之间在邮政管理方面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表面化。赫德感到：“他（葛显礼）始终没有掌握住我的首先完善国内邮政业务的主张一一而且我交给他独立处理的每一件事，都变得同我的总方案严重相左。1897年5月，葛显礼不顾日本版蟠龙邮票正投入印制竟然撂下紧迫繁重的工作“回乡度假”。接着，他又放话“要离职”，若不批准则要“给他特殊的报酬”，这使赫德终于下决心“换马”。由于担心日木版蟠龙邮票一再延期交货，他决定在伦敦订印邮票。

　　伦敦版蟠龙邮票开始制版的时候，赫德提拔了阿理嗣和戴乐尔接替葛显礼的职务。署理邮政总办阿理嗣认为邮票供应乃造册处税务司之事，他自己“放弃了有关邮票和邮票纸的全部责任”。已被任命为造册处税务司的戴尔到上海后称自己对邮政业务不熟，不肯马上接任，宁可在“穆麟德手下做副税务司工作”。迫于无奈，赫德只得亲自出马与伦敦的金登干频繁联络，指导落实伦敦版蟠龙邮票的制版和印刷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和效率，只能拍发价格昂贵的电报。从1897年8月至1898年3月，赫德与金登干为邮票事共拍电报24次，每人各12次，内容涉及邮票的主图、边饰、底纹、铭记、印数、刷色、交货和工价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对伦敦版蟠龙邮票的印制，赫德真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指挥落实。

　　赫德催促金登干：“我希望你在邮票事情上不要再耽误时间；几种设计图案已充分考虑并予批准，不包括改用花边，除了称作大清帝国邮政‘C•I•P’而非‘I•C•P’外，不需再做改动！”——伦敦华德路公司坚持要对“花边”、底纹作出“以防伪造”的大改动，“否则他们不愿接受这笔生意！”赫德急着要邮票，直接原因是“各邮局普遍缺乏邮票”。但还有邮票以外的原因：一是“地方上都反对邮政，但总理衙门和中央政府支持此举”；二是“我们不能强迫各国政府撤销它们的在华客邮局”，赫德备受訾议。三是中国国内“变法维新”运动风起云涌，近代邮政不能让维新人士失去信心。当伦敦版蟠龙邮票在1898年I月28日起陆续发行时，不久，就爆发了“百日维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