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周小川就经贸合作和货币政策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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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
薄熙来、周小川就经贸合作和货币政策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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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发布会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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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回答记者提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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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回答记者的提问 |
| | 2007年3月12日上午10时，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对外经贸合作和我国货币政策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招待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曹卫洲主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进行了现场直播。下为记者招待会的现场文字实录：
曹卫洲：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现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了商务部薄熙来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请他们就我国的对外经贸合作和货币政策回答大家的提问。
路透社记者：请问薄熙来部长，我们知道在上周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取消了原来给予一些商品的出口退税安排，据我们了解，这也恰恰是之前WTO的一些成员诉中国有关补贴问题的一项政策。中国是否还会采取其他政策以磋商的方式解决，而不一定非要把这些问题带到WTO去？
薄熙来：我们认为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处理一些贸易摩擦是正常的。作为比较成熟的贸易伙伴之间，如果有了问题，我们首选方案当然是通过磋商来解决，实在不行，我们也尊重我们的贸易伙伴，到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去解决贸易摩擦问题。
这几年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商业活动日益活跃，我们和一些贸易伙伴，特别是和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所增加。中方始终期望通过磋商来解决我们之间的贸易争端、贸易摩擦。同时我也高兴地看到，总的来讲，欧美贸易伙伴和其他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在同中国贸易有摩擦的时候，也是希望通过磋商的方式加以解决，我们赞赏这种态度。但是这里边也有例外，比如说关于中国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有关政策，有关方面就把贸易争端诉诸WTO，我们表示遗憾。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薄熙来部长。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1400亿美元，美国国会和媒体对此反映非常强烈，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所有进入到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品加征27.5%的关税，取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请问您对这一事件有什么评价？您对中美贸易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薄熙来：你一提27.5%，我就比较兴奋。因为去年一年，我听说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这个想法，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不能有重大改变，就要对全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27.5%的关税，这是完全不符合WTO规则的。如果这一提案能够向前推进的话，那对于现在健康发展的中美贸易将是破坏性的，对于在中美贸易中已经实现互利双赢的中美商家都将是灾难性的信息。所以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完全不符合WTO原则。真要实行这样的政策，那就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而且是贸易霸权主义。
你提到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在去年确实达到一个历史高度，但是我觉得美国商界了解情况的人也不是特别紧张，因为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实际上过去几年从43%降到41%，因为美国非常清楚，它对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是结构性和转移性的。过去几年，美国对日本、韩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了中国，因为中国搞了很多加工贸易。中国贸易实现顺差里面绝大多数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1888亿美元，加工贸易绝大多数都是在华外资企业来做的。中国货物贸易中一般贸易顺差半数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来实现的。
我还想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虽然中国有顺差，但是美国也有利益。前几天我对一些记者朋友讲，中美之间是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正因为互惠互利，中美的贸易才能一路顺风，越做越大，越做越好。如果没有内在的合理性，中美的商家不会往前做。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买的愿买，卖的愿卖，完全不存在强买强卖的问题。美国的商家也是充满智慧的，过去200年越做越大，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商家，也是第一大赢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美国商界的智商。如果和中国的生意做得不合算，他们是不会继续下去的。
最后我再给大家一个数字，去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生产产品在华销售总值，加上以中国为基地再出口到其他地方的总值是11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再加上货物贸易中的逆差，这几个值相抵，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利益上的关系是平衡的。
金融时报记者：周行长您好，备受关注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经进行三年，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办公室的负责人，您如何评价改革的进展情况？今年在这方面还会有什么样的新举动？同时，央行今年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新举措？另外，我们注意到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从今年已经开始运行，今后会不会成为正式的基准利率？
周小川：谢谢媒体对我们金融改革的关注和支持，当然也谢谢媒体一贯对中央银行各项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说到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本届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改革问题。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执行推进这些改革的方针政策。应该说这些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目前已经取得显著和突破性进展，主要是有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完成了财务重组、股份制公司改造和发行上市。这样的改革，对于下一步进一步开展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资本充足率的达标和提高、资产质量改善、内部控制、盈利能力的改进和新型信贷文化的建立，都打下了初步的良好基础。下一步沿着这个方向还会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有很多会发生在今年。
另外，国家注资也获得了明显收益，实现了国有投资的保值增值，这也给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大家看到，金融机构改革还没有完成，已经取得的经验和具体做法，为其他还没有进行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的金融机构创造了经验，今年可以进一步向前推进。
关于利率市场化，中央银行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几年不断取得了一些进展。首先放开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完全可以自己决定。另外，对于存款基准利率和贷款基准利率都放大了活动区间，在某些方向上取消了限制。此外，还有一些品种，比如商业票据、短期融资券、外币大额存款和外币大额贷款的利率也逐步实现了市场化。去年年底推出的上海同业拆放利率，这个利率体系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新动作，今年还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它给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基准，这个基准主要是货币市场短期拆放定价的参考体系，比如隔夜、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总之，为一年以下的产品提供了定价参考。这样，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个参考基准对其他短期金融产品进行定价。因此，这的确是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的内容。总体来讲，利率市场化要按照稳步协调的原则，逐步在今年和今后几年进一步向前推进。
香港记者：请问周行长，我注意到你们在2004年已经提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但这些年来，顺差仍然突飞猛进，这会导致哪些问题？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对策？外管局已经缩减短期外债，国家正在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行长能否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也注意到，香港提出资金自由行的200多个建议中有80多个是关于金融的，请问今年之内有哪些可以付诸实施的？
周小川：首先，我前一段时间已经说到，中央银行有若干个手段来回收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包括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以及其他一些手段，我们还会继续使用。
至于进出口贸易不平衡，贸易顺差还在继续扩大，首先取决于国内需求的大小和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大小，它决定了进出口的增长速度。
进口和出口，其实两个都是在增长的，就像两个人赛跑，看谁跑的更快一些。有助于出口增长的因素，比如说国内新的投资形成的新生产能力，还有外商直接投资也十分踊跃，不断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正如薄部长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发挥了很大作用。另外，全球信息化的发展，使得信息非常灵敏，出口厂商很容易捕捉到全球的机会。现在流行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就是描述这种现象。包括服务业，现在外包也越来越多。
有助于中国进口增长的因素，比如说汇率的调整。另外，中国也进口了比较多的原材料。在中国出口方面，我们也面临着成本逐渐上升、劳动工资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等。这些因素都在综合影响进出口平衡。
综合下来的结果，当前还存在贸易不平衡的趋势，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慢慢加以调节和解决。
从中国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政策来讲，前不久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首先最重要的是，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最有效的手段是实行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首先是扩大内需，其中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将来内需有很大增长空间的重要环节。此外结构性调整政策还包括扩大进口，这需要解除一些政策上的障碍。此外还包括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外面去投资建厂。但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出效果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但它是非常重要的，是为主的政策。
作为辅助性政策，汇率政策作为价格杠杆也能起到一定作用，能够调节进出口之间的平衡。另外就是外汇管理可以配合上面提到的结构性政策和汇率政策来进行转变，比如给对外投资提供方便，经常项目用汇提供方便。
刚才香港记者提到缩减短期外债的问题，现在借短期外债的必要性已经不大，主要是过去有些体制方面的限制，导致外资银行和外商投资企业借的短期外债比较多，现在在这方面的需求已经不太必要了，所以要收缩一下。上面这些做法都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由于外汇储备已经积累的比较多，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研究和拓宽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和筹备一些新的组织形式，以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关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原则上要求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这实际上也会给内地金融发展带来很多互动的好处。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我们和香港方面进行了详尽讨论，看有哪些事情可以做。会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沟通。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三个监管机构，银行、证券和保险方面都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内地和香港金融之间的合作，提出了一些政策和考虑。从中国人民银行角度来讲，我们在1月份发布了将进一步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具体是指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这项工作正在紧密准备之中，估计较快可以出台。
国际商报记者：有关多哈回合谈判问题请问薄部长，影响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症结在哪儿？有人说，如果谈判取得成功，中国将是最大受益者，中国在推进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发挥更大作用。您对此怎样评价？中国在谈判中又是怎样的立场？
薄熙来：讲到多哈回合谈判现在最大的症结，简言之就是欧美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农业这个关键问题上没有在农产品高关税、农业出口补贴，以及巨额的农产品国内支持方面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关于多哈回合能不能达成最终协议，我觉得方方面面都要努力，世界上各个大的贸易方面都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中方的立场。我们一贯期望在多边谈判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讲到农产品谈判方面的障碍，日本在非农产品谈判中非常积极，很有进取精神，因为他们很有竞争力。但是在农产品方面，他们的高关税也应该改一改了，因为他们的关税已经达到了41.8%，中国农产品关税要比它低的多，才15.2%。
讲到在多哈回合谈判最终结果上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我觉得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没有发生，还在谈判过程之中。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说，过去十年的历史证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以后，发达成员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一点已被事实所证实。
因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中，发达国家最关心的，比如关于知识产权问题、服务贸易问题，已经都纳入了WTO的规则体系。而发展中成员最关心的，也是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农产品出口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发达国家的农产品高关税、巨额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从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之后，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是穷国、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
有些人热烈讨论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应了中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话：“闹人的孩子多吃奶”。好象现在就开始忽悠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样好在谈判中让中方作出更多的让步。
讲到中国对于WTO多边体制的贡献，我认为贡献已经是很大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出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情，我们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我们的关税总水平现在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是39%。我们的非农产品关税水平是9%，而全球是29%。我们的农产品关税水平是15%，而全球平均现在是60%。这几个方面，应该说中国都做得很出色了。
在服务贸易领域，本来发达国家是最占优势的，但是WTO规则所定的160个可以开放的服务门类里面，中国已经开放了100个，发展中成员一般是54个。美国也就比我们多一个，开放了101个。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有勇气的。
最后我想说，中国顾全大局，我们是全球贸易的负责任的积极参与者，所以我们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不会吃免费的午餐，我们会积极作出贡献，和各个主要贸易伙伴共同努力，促使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周行长，在市场上有些企业可能会有各种不良记录，比如环保不达标。日前人民银行把这些不良记录都纳入到企业征信数据库，如果企业再向银行申请贷款有可能通不过审核，类似这样的金融服务央行还做了哪些？金融在支持“三农”方面还有哪些考虑？
周小川：央行的金融服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您刚才谈到的征信服务就是中央银行服务的一个内容。中央银行提供服务的有支付清算系统。凡是跨银行的支付，一般都是靠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系统来提供清算。现在支付清算系统的大额系统，每天大约有50万笔交易，总交易金额是1万亿人民币左右，可见这项金融服务很重要。在小额系统中也有很多服务品种，其中一项和大家比较密切的就是银行卡跨行交易，通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相互合作，提供了跨行交易的清算服务和其他服务，包括对信用卡的标准、互联互通、支付保障的服务。
中央银行提供的另外一个服务是印钞造币。大家手里用的纸币硬币，都是要制造的，这里面要进行一版一版的更新，要防伪，同时还要反假币。钞票还要有运输、保管，哪个地方有需要，哪个地方可以提取，哪个地方有残旧币，哪个地方要回收销毁。
还有就是反洗钱服务，这不是一个正面服务，但是为了保证金融稳定，主要是防止社会上出现不良现象，防止走私、贩毒、贪污受贿、金融诈骗、逃税漏税等。
此外，人民银行的金融服务还有一项叫代理国库，国库的收入支出都由人民银行代理。
这些服务大家一般不太容易看得到，因为大家打交道的都是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但正是中央银行这些背后的服务，才保证了国民经济健康有效的发展。
央行广义的金融服务可以把金融市场的建设放在里面。金融市场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建立的。人民银行在金融市场方面，主要负责银行间市场的发展和自律完善，其中包括资金的拆借市场、债券市场，也包括其他一些产品市场。还有外汇市场，大家都知道有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还有黄金市场。这些市场也可以理解是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提到为“三农”服务，中央银行在本届政府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一起做了几件事，也还有几件事没有做完，正在推进。
第一，和银监会共同推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并取得一定进展，使得农村信用社贷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第二，要完善农民在贷款时抵押担保的做法。过去存在着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目前还在探索进行小额贷款，现在叫微小贷款。
第三，今年中央1号文件在农业问题上提到，经过试点以后要大力推进发展农业保险。
第四，关于邮政储蓄的改革。过去邮政储蓄对农村提供了很好的支付方面的服务，但是吸收的存款有时候不能回流到农村进行使用。邮政储蓄改革中有一部分内容包括在金融改革中。通过邮政储蓄改革，将来能使邮政系统，特别是邮政系统吸收的存款能够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第五，今年要开展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包括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今后还要择机上市。这个改革会加强对县域经济和“三农”的服务。
此外有两件事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一个是对“三农”贷款，即农村信用社和其他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市场化方面的改革。二是通过央行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正向鼓励，提升他们的贷款能力。
前面提到的一二三四五都已经起步了，但推进程度不一样，今年以及今后还要进一步向前推进。这是我们在“三农”方面的想法。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我想问周行长，2月末，全球股市同时出现大跌，很多人感觉是上海市场引起了这次调整。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怎么分析全球，包括中国一直在波动的市场。在全球股市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中国金融市场，包括股市，需要什么样的改善？
周小川：关于股市变化，通常有不同的原因，有时是市场自身的原因，有时可能是由于宏观经济方面出了问题，有时也可能是微观方面，比如说某几间公司出了问题，这有多种可能性。
对于前不久发生的股市价格波动的问题，我看外界，不管是媒体也好，经济学家也好，市场人士也好，都有很多评论。我个人觉得，这还不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应该不会造成重大的趋势性变化。
这次股市波动在全球都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影响，这说明全球化在逐步进展。过去中国认为自己的市场是一个相对比较小型的市场，也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比较幼年的市场，或者说是在转轨经济中逐步发展的新兴市场。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股市波动相互之间关联密切，这也说明中国的市场还需要加速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进一步把资本市场建设得更好、更快、更加国际化。这样，不管是外部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我们对外部的影响，就会使大家感觉是在大致相近的条件和规律下运作，就能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同时也应该看到，市场总是在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的，市场不会像池塘里的静水，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涛存在。
关于流动性过剩问题。流动性偏多是全球的现象，中国也存在流动性偏多的问题。美国财政赤字那么大，它那儿的流动性也很丰富，产油国资金也很丰富。因此，资金面上的宽松是全球一体化之下相互影响的现象。宏观调控当局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于过剩的流动性应该采取稳健的、适当收缩的政策。
从分析角度也要分析得更透一些，不见得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对某一个或者某一天的资产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产生直接冲击和影响。要看到市场是非常复杂的，波动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日报记者：请问薄部长，中国和非洲经贸关系从去年中非论坛一直到现在都不断地有一些评论，特别是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资源获取和执行的环保标准，甚至关于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是不是使一些非洲国家背上了一些不必要的、比较大的债务，您对这些评论是怎么看的？去年关于凯雷收购徐工，还有高盛收购双汇，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公众，都有很多关注和议论。对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政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薄熙来：这几年中国政府对于同非洲的经贸合作关系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最突出的就是去年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胡锦涛主席还在会议上宣布了对非进行援助与合作的八项重要经贸举措。我觉得这些工作对于加强中非之间的合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非洲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是出于一种真挚的感情，出于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发自内心的友好和情谊。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批评，刚才你提到的那些情况，我也听到了，比如有人说，是不是中国就是冲非洲的资源去的，甚至掠夺资源，也讲到中国给非洲的贷款是不是使非洲背上了新的债务包袱，更有甚者说，中国正在搞新殖民主义，这些批评不绝于耳，我确实听到了这些说法。
比如批评的一个最重要依据是中国从非洲拿石油，但是从统计角度来看，去年非洲全部出口的石油，中国只占了8.7%，欧洲占36%，美国占33%。如果说进口8.7%都有掠夺资源之嫌，那36%和33%应该怎么来看呢？
非洲一些领导人这样评价中国同非洲的合作，认为正因为中国进入非洲，和非洲开展更多的贸易，使非洲的一些资源可以体现真正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非洲过去把自己的资源让人廉价地拿走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中国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和非洲做了一些很正常的、合理的买卖。
商务部是负责中国对外援助，包括对非援助的政府部门。我们有一个统计，过去几十年，我们为非洲建了19所学校、38所医院，还派出100多个医疗点，39个医疗队。我们帮非洲建了好多体育场馆，这些体育场馆加起来有76万个座位。应该说这些事情都是帮助非洲人念书、锻炼身体、治病的，这些事情和所谓对资源的掠夺，甚至殖民主义，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我曾经听到温总理讲过一句话，殖民主义的帽子扣不到中国的头上。因为殖民主义到世界各个地方都是采取愚民政策，比如让人抽鸦片。而中国做的事实际上是让人看病的，让人念书，让人变得更聪明。
前些时候，我陪胡主席、温总理访问非洲，一路上感觉非洲人非常热情，夹道欢迎，你仔细观察，每个人都是笑脸，并不是官方组织起来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非洲人虽然还比较穷、比较困难，但是他们的感情还是正常的，绝对不会兴高采烈地欢迎殖民主义者，欢迎谁去掠夺他们的资源。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被殖民的苦难体会，从来没有去殖民人家的经历。即使在中国非常强盛的时候，也没有那样做。比如郑和下西洋，那时候中国的船队在全世界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当时一条大船排水量可以达到5000吨，哥伦布、达伽马最大排水量也只有400吨。所以和中国的国力是没法相比的。而且郑和七次下西洋，有四次都走了2万多公里，而且到了非洲、南亚。但是应该讲，在任何地方，郑和和有关中国政府的这些船队都没有去占领，拿现在的话讲，完全是观光旅游、周游列国。我记得从非洲带回来一只长颈鹿，当时中国，包括帝王，都是想守住自己的疆土，从来没有想到外面去殖民。
总的来说，中国企业还是比较恋家，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外资引进来，所以去年引进了600多亿美元，不太习惯走出去，所以去年对外投资也就是100多亿美元。和西方的习惯是不一样的，西方习惯走出去，而且不仅走出去，还喜欢一屁股坐下来，一坐就是几十年、几百年。所以中国的民族习惯和商业心理，和西方是不同的。
台湾中天电视记者：请问周行长，货币汇兑都是在极少数地点进行，但是大陆赴台旅游正在逐步开放，会不会考虑在未来开放更多的地点？两岸之间大规模汇兑需求一直都存在，包括两岸货币清算，相关磋商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展开？请问薄部长，最近大陆公布3月31号将停止砂石出口，这将对台湾建筑业影响非常大，大陆公布对港澳台会另有政策，请问另有政策是什么？
周小川：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角度来看，历来是愿意提供各项服务促进中国经济和境外各种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发展，其中包括海峡两岸的金融服务，所以过去在这方面一直有一些推进。基本上说，对两岸贸易、旅游提供的金融服务是便利的，今后还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有一些机制，包括清算机制等等，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状态的，比如包括货币发行当局之间的磋商、约定、监管，包括一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台湾方面总是在闹“台独”，这些事情显然就很难顺利进行。
薄熙来：关于砂石问题，首先我想说，砂石是一种资源，和环境相关。所以中国政府对这类产品十分慎重。刚才是台湾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是港澳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你提出这个问题，那我就回答，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觉得港澳和台湾有两个不同，第一，从自然角度来讲，港澳没有什么大河，而台湾是有河流的，有砂石的。第二，在磋商机制和渠道方面，内地和港澳有非常畅通的、有效的磋商机制和办法，而同台湾还没有。其实这些年，我们始终希望为台湾同胞多做一些实事，比如说台湾水果、蔬菜、水产品到大陆销售的问题，还有渔工劳务问题，我们都始终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来推动，希望为台湾同胞多做一些事情。但是台湾当局在这方面设置了不少障碍，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能从海峡两岸人民切实的利益出发，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刚才有记者提问的凯雷收购徐工、高盛收购双汇的问题，我再补充一下。从全球来说，通过并购的形式实现投资，份额是很大的，占到80%以上。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实际上外资通过并购的形式来实现对中国投资也就占2.5%。
我们认为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并购这个方式来实现投资，实际上既是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只要我们能够规范这种投资行为，我相信它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关于凯雷并购徐工的事情，据我所知，双方仍然在就投资比例事情进行协商，一旦达成一致，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我们将依法进行审理。关于高盛并购双汇的事情，我们已经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批准了这个项目。
彭博新闻社记者：请问周行长，中国现有外汇储备已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量的20%，您认为这会给央行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上个星期，世界股票市场出现大幅下跌，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有没有受到影响？请问薄部长，中国现在遭遇到一些贸易纠纷和争端，中国自己已经制定了目标，减少对外出口，并且设置其他一些上限性的措施。您认为这种措施的采取有没有可能减缓中国遇到的贸易争端？
周小川：关于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从总体运作来讲，不论是从组织机构、内部管理、前台后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和研究部门的相互关系，管理外汇储备多一点少一点，影响都是不大的，都是按照一种方式在进行管理。
当然，外汇储备多了以后，在外汇储备经营组合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考虑，也就会有一些调整。比如外汇储备多时，你会多投资一些长期产品，在投资产品的风险和安全性的平衡上可能会有一点移动，比如向保值增值方面多倾斜一些，我想主要就是这些变化。
至于说到最近股市的波动，一个是它很突然，再有就是也没有看出它有什么趋势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和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和影响。
薄熙来：关于贸易摩擦增多的问题，中方已经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去年全球反倾销总的数量里边，中国企业遇到的占37%，这个量是很大的。如果再加上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这些贸易救济措施，总的看起来，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很大压力。商务部因此也很忙，我和我的同事不得不经常加班应对。
仅仅欧美去年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等措施就影响到我们8500多家企业，50多万职工的就业，所以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
中国政府并不追求大额的贸易顺差，始终希望有一个国际收支平衡的局面。所以对商务部也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够减少顺差。但是顺差的形成并不仅仅或者不是主要因为贸易的原因，它是产业结构以及国际经济的总体形势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设想在短期内，或者仅仅通过贸易措施就解决顺差问题。
从当前中国贸易结构里，大家也会了解到，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了很大比重。这两年，我们在贸易方面实实在在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的政策导向就是要增加进口，要降低出口增幅。特别是比如对于加工贸易、出口退税以及进口政策，我们都进行了仔细研究。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
中国新闻社记者：请问周行长，您作为央行的行长，您更认同货币政策应该透明、可预期还是出其不意？
周小川：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角度看，货币政策应该更加透明，更加和社会公众及业界取得共识，也就是更可预期的。但是不同的经济体也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想指出的是，经济理论界有很多不同流派，一部分人的预期可能会和央行货币政策保持一致，一部分人是不同的流派，就有可能是不一致的。因此，政策出台，有些人说是符合他的预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有点出乎意外。
有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到市场上有一些异常的投机活动，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活动，我们不希望货币政策的出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短期投机活动，因为这会给出一个不太好的信号。事情总是多方面的。从总体来讲，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成熟，货币政策应该更加透明、更加可预期，和社会公众、业界有更好的沟通，这是一个大趋势。
北京电视台记者：请问薄部长，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商务部在推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薄熙来：谢谢你的问题。实际上商务部按国务院职能分工和给我们的任务，既有对外贸易问题，也有国内市场问题，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好多国内市场的事。国内市场体系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比如最终消费率，2000年时是59%，现在降到51%，我们对此是非常关切的。
大家常讲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跑得很快，而且超常的快。消费虽然也不错，发展也快，去年达到13.6%，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但是相对那两驾马车来说就慢一些。
大家都关心内需的拉动，也都关心农民的增收，我认为农民要增收，不仅要让他把地种好，还要让他货卖好。否则在流通领域里，他辛辛苦苦种的那点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要损失掉，特别是鲜活农产品。
事实上，和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的，目前我国流通成本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流通领域损耗要大的多，这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把和农民紧紧相连的消费品流通系统建设起来，我们搞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在全国建了16万家店，今年可以达到25万家农家店，可以覆盖全国75%的县。这个工程就是让农民能够买得放心，同时可以扩大消费。去年通过这个工程扩大农民消费600亿人民币，今年预计可以扩大850亿人民币的消费。
第二，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农产品流通网络，也就是在全国建设100家大型批发市场。另外，扶持100家大型农产品批发企业，起到骨干作用。同时带动地方，使2000家大型批发市场实现标准化、现代化。
第三，我们搞农资流通网络，连锁经营。
第四，搞农村商业信息服务体系。大家对农民的看法，一定要与时俱进，中国的农民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也要看电脑，也要用信息指导他们生产。商务部在这些年建立起从全国地级市，一直到县，一直到乡，甚至一直到村的农村信息服务网络，而且搞了新农村商报，向全国62万个行政村免费发放赠阅。同时搞了“商务天气预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老农民，天天也能够通过网上信息，了解他们的供销情况、产销情况，使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及时地找到好的买家。比如通过网上交易，我们帮助好几个地方的农民卖西瓜，几百吨、几千吨都顺顺当当地卖出去了。西瓜好吃，摆在那儿好看，但是过不了几天就要烂掉。所以这种现代化、集约化的方式，对农民致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工作也得到了温总理的高度重视。
这么多记者在这儿，我也要抓住机遇，给你们推销一下，就是“商务天气预报”，现在家家户户都关心自己身边的事，身边农产品、工业品的价格，“商务天气预报”里一应俱全，包括鸡肉、牛肉、鸡蛋的价格，甚至猪肉不同部位的价格都有，请大家认真浏览。商务活动和天气一样，是天天变化的，而且也关系着千家万户，所以商务部搞了一个“商务天气预报”。前些天我看凤凰卫视还播了“商务天气预报”，我很高兴，我希望更多媒体关注这个和民生信息相关的网络发布。
新华社中国证券报记者：请问周行长，从2002年底您到央行已经有5年了，在货币政策操作上最大的心得和感受是什么？您对资本市场中长期发展有何评价？对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有何建议？您刚才提到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这与流动性管理如何结合？请问薄部长，您提到外资并购。有消息说，针对特殊的行业和领域，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建立特殊并购审查机构，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周小川：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但是在中央银行工作，我脑子里想得比较多的，第一是中央银行的职责。《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意思就是要防止和抵御通货膨胀。如果有通货膨胀，我们要设法控制。这是为了保障广大人民手里拿着的人民币的购买力不贬值。这一点的重要性，作为中央银行来讲，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如果要想完成这个使命，我觉得大家看到了很多现象，比如说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像存款准备金利率是怎么调整的。但是除了要把这些东西都弄明白以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强统计和研究工作。中央银行判断问题主要是在了解事实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不断改进统计体系，通过统计体系能够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的获取你所要进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数据和分析。而研究就是要能够提出这些观点，当前世界经济变化很快，中国经济变化也很快，如果研究跟不上，用老观点经常看不准问题。
最后，要特别关注货币政策和微观经济之间相互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要特别注重任何一项政策出台微观经济了解和响应的程度，用我们的术语说，这涉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至于说对投资者的建议，我可以讲几句。投资者大致可以分三类。一类是个人投资者。一类是机构投资者。一类是过去从事间接融资的机构，但他们有可能把一些间接融资的产品转换为直接融资的产品。
对个人投资者来讲，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财富的增长，每个人最好都学一些金融知识，中央银行有很多关于金融知识的材料和投资者教育材料，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把握自己的金融积累应该如何分布。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现在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从比例关系来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经济、为中国各种投资者服务。
对于第三种投资者来讲，过去中国间接融资的比重比较高，因此中央政府的口号非常清楚，叫“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过程中，搞间接融资的机构实际上也可以大有作为，比如说通过资产证券化、住房抵押证券化的做法，最终使过去传统的间接融资产品转换为直接融资产品。这种发展应该说有很大的空间，而且符合中央政府提出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方向。
薄熙来：刚才那位记者朋友的问题很好，但是您违规了，因为主持人讲了一个记者只能提一个问题，但是你给周小川行长就提了三个问题，我们商务部整天对外谈判，所以规则意识非常强。很对不起，我就不回答你的问题了。
曹卫洲：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谢谢薄部长，谢谢周行长。 | （本文图文均来源于新华网，中国金币网编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