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币总厂”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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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币制紊乱,清政府在全国整顿金融秩序,为收回铸币权利,并使铜元、银元整齐划一,而整顿币制。光绪29年(1903年)3月,户部奏派军机大臣徐世昌及陈壁、张允言等为提调主其事,在天津勘定地势,筹设户部造币总厂。该址占地面积31916平方米,于光绪31年(1905年)春竣工,最初定名为“铸造银钱总局”。该厂引进美国、日本、德国等最新的机器设备,在当时堪称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精良、技术最先进的造币厂,也是全国货币制造的中心。因该厂直属户部管辖,故于光绪33年(1907年)将原名“铸造银钱总局”改为“户部造币总厂”。 造币总厂初创时,拟定铸造金、银、铜三种货币,称为“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已归一律。 光绪32年(1906年),户部易名度支部,造币总厂亦改名为“度支部造币总厂”。 宣统2年(1910年)2月,清政府下令铸造权收归中央,度支部奏准,将各省所设银、铜元造币厂一律裁撤,统归造币总厂统一铸造。4月,度支部颁布《币制则例》,铸造“大清银元”,据《币制则例》明令,“国币单位,定名曰元”,定“元”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标准趋于统一。至此,从光绪10年(1884年)———宣统3年(1911年),共27年的货币单位银元制与银两制之争方休,铸造大清银币的标准趋于统一。 清末,造币总厂铸造的“光绪元宝”银币数量很大,仅就光绪34年(1908年)来说,就铸造了近1亿枚,宣统3年(1911年),铸造“大清银币”约7700万枚。北洋银元局和该厂从1902年-1907年5年间共铸铜元约6.8亿枚。此间也有许多版式品种的银元,由于未经户部核准,只铸出试样钱。但已核准版式的银币便大量铸造行用,推动了货币改革,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新开端。 1912年,度支部造币总厂与度支部造币津厂(原北洋银元局)合并,更名为“中国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度支部造币津厂称为西厂,专铸铜元;原度支部造币总厂称为东厂,专铸银元。该厂组织完备,机器精良,堪称全国造币厂之最。民国3年(1914年),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兼造币总厂监督吴鼎昌为该厂题写“造币总厂”四字门额。 1914年2月,根据颁布的《中华民国国币条例》规定,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袁大头)为国币。 “袁大头”铸造数量很大,自1914年开铸至1917年共铸有1亿8千余万元,此后杭州、南京及武昌各分厂开铸,估计其总发行量在5亿9千万元以上。该币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普遍流通,长达数10年之久。 1923年3月12日,国民政府以总统敕令公布了国币型式,俗称“龙凤币”。民国时期,造币总厂还铸多种试样币和纪念币性质的金银币。比如:为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褚玉璞、张作霖、张学良等政要名人铸造了纪念币,铸量比较少。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禁止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元,改铸孙中山头像新币。该厂于1920年始铸孙中山头像银币,至1929年铸币9000余万元。 民国初期,造币总厂恢复了铜元的铸造。1919年,每日铸铜元达50万枚,至1922年,每日铸数高达500-600万枚。仅1922年一年间即铸当二十、当十铜元约8.5亿枚。由于质量日趋低劣,加之各省造币厂铸造的廉价、不足量、成色低的铜元充斥天津市面,遂形成铜元一再贬值,铸造铜元也已无利可图,加之商民的极力抵制,造币总厂从1927年起时铸时停。 1935年,日本为侵占华北地区,积极策动华北五省的所谓“自治运动”。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北平设立实质上脱离南京政府管辖的“自治”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原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任委员长。1936年,原造币总厂受命制造“自治”政权的铜元。 1940年,造币总厂停业。造币总厂的创建和发展,在我国金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金融时报》赵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