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之后，票面上“中国人民银行”这6个端庄秀雅的行名字立即引起了广泛赞誉，随后它成为央行独特的、深入人心的重要标识，公众多有议论：“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到底是谁题写的呀？但由于 “保密”需要，一直无人回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解放，一缕尊重历史、客观评价事物的清新之风，让禁锢了多年的人们思维活跃起来。其中，第二套人民币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题写问题，也由媒体披露进而成为人们和相关部门关注的话题。　
　　众说纷纭话题写　
　　据相关资料显示，关于行名题写问题有如下说法：　
　　“冀朝鼎说”。1983年3月1日的《山西日报》載文称：“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是原人民银行办公厅工作人员、新中国贸促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冀朝鼎先生的手笔。登载这则消息的还有天津的报纸、《文摘报》等。　
　　“马文蔚说”。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编辑处参事、研究员马文蔚，在1983年写给副行长胡景沄信中称“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金额等字是自己所写。并回忆说：“1951年的一天，南汉辰行长叫我到他办公室里，让我试试从故宫借来的毛笔，我问‘写什么’？南行长说‘你就写写咱们的行名吧。’我写了好多，用白、黄、红等各种颜色的宣纸，后来又写了金额字、年号。”　 
　　“钟灵说”。1984年10月，钟灵先生（原在中南海中央机关工作，后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有资料记载他是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书写者）给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干部陈溶写信，称“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是自己设计、马文蔚书写，并详述了1952年或1953年间，曹菊如副行长让他设计“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的具体经过和细节。　
　　“张苏说”。这期间还有其他老同志写信给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乔培新，称“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张苏同志（曾在河北阜平县任县长）所写，同时叙述是南汉辰行长让其写了三次方才满意，并说《保定日报》曾登载过有关张苏题写“中国人民银行”的故事。　
　　打开尘封说原委　
　　由于央行首任行长、同时也是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南汉辰同志已经过世，档案中又无任何记载，面对社会上对行名题写的众说纷纭，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为了搞清事情的原委，展开调研、分析、核实等一系列的工作，以寻求历史的真实面貌。　
　　派员赴马文蔚处调查。1983年的春末时节，北京印钞有限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设计雕刻室主任张作栋和高级工艺美术师陈明光受命前往山西省阳曲县进行调研。张作栋先生作为参与设计第二套人民币专家，当年就是他从总行有关人员手中接过“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原稿，往事记忆犹新。陈明光先生对魏碑、隶书书法艺术专有研究。他俩向马文蔚先生说明来意，并请他再次书写行名字。虽然马先生年过八旬，书写时手有点抖、有点生，但从字体的走势看，与人民币上的行名字体一脉相承。马文蔚所述当年题写的内容与张、陈带去的原稿上的内容也相吻合。此时的马文蔚仍旧保持谦恭的态度说道：我写后，是南行长在许多字中挑选的，功劳应该是南行长的。他一再解释说：如果不是山西日报登载的文章，我还不会给总行领导写信。张作栋、陈明光将调查的详细情况和马文蔚新写的书品一并送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该局在向央行领导的报告中称“将所存的原书写稿与马（文蔚）现时书写字体对比是一样的，马（文蔚）所述原稿件的基本情况也和原稿相符”。　
　　与当年马文蔚的同事访谈。总行有关人员还先后找到与马文蔚同期在总行工作过的朱绍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李舜英（总行参事室干部，与马文蔚同时来到总行经济研究处、计划处工作），舒烟（总行办公厅干部），以及马文蔚调陕西省分行后的同仁袁宝林（人行陕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等人进行访谈，他们均提供了文字资料，从不同角度举证了马文蔚书写“中国人民银行”的可能性与真实性。有老同事回忆：“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系张黑女体，学这种书体的人不多，而这正是马文蔚所擅长的书体；还有老同志说：马文蔚还曾给广东省人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地、县支行写过行名，与“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书体较像。　
　　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干部陈溶于1984年5月来到山西，对马文蔚先生进行了访谈。当年7月20日，她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谁写的？》，文中写道 “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同志发现他的书法很好，于是嘱他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六字，之后南汉辰同志交付印制部门使用。由于南汉辰同志生前没有把书写人的名字透露给任何人，三十几年来，广大职工并不知晓。”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给马文蔚复函：对于你提出的人民币（行名的题写）是南汉辰行长在任期间确定的，是属实的。　
　　贡献犹在后人心　
　　央行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拂去历史的尘封，对行名题写的问题予以明确的结论，当是金融界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笔者认为，我们在认定马文蔚先生题写行名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冀朝鼎、钟灵、张苏等人题写行名的说法也绝非是空穴来风，其重要的依据是：　
　　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是沿用董必武主席的楷书题字，还是另请他人来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请示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领导决定在一定范围内征集新版人民币上的行名题字。这一开放的设计理念无论是六十年前、还是时下当今都颇为先进，南汉辰行长积极予以落实，征集时间前后数月之久，但囿于保密需要，参与人员大多是和央行几位主要领导“单线联系”，其他人员并不知晓。冀朝鼎、张苏、钟灵先生，应当都是总行征选“中国人民银行”题字的参与者。但是遗憾的是，设计印制人民币的前期准备工作都是国家机密事项，遴选行名的过程只有少数几位领导参与，且无文字记载，没有留下任何考证的依据。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历史时会多了一些客观与理性。参与行名征集过程的前辈们曾经为人民币设计、印制、发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后来人我们应当牢记心间。他们不计名利、对事业的忠诚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永远的崇敬。